□ 张晓红

今晚，月色很好。清白的月光，从客厅的双扇门里，流泻进来。如水的月色，缠绵着从庭院里飘过来的花的芬芳，让人陶醉。灯关了，音乐也静止了。我静静地坐着。

静谧中，我想起了父亲在世时，也最喜欢待在这样安静的环境里。他说：只有在家里，才能有这样温馨又宁静的享受。

那时候，我们还小，总觉得，上海这么热闹的大城市，繁华富足，物资丰富样样有。我们乡下有什么好？

可是，父亲多么恋家。每年春节回家探亲，当半个月的假期要结束时，他总是依恋不舍地说：日子怎么过的这么快！又要离家了。在我们的印象中，父亲一年一度的休假离家，总是要这样喃喃地说。这比起我同学描述的刚强勇敢的父亲来，差远了。

他们的父亲会上山斫柴，把满满一担柴挑到街上卖掉，换来学费；他们的父亲会挑谷箩担，会打稻、耙田、会下种插秧……而我们的父亲，瘦小的个儿，讲话细声慢语。父亲既不是党员干部，又没去参过军。父亲这么普通，实在是太普通了。老师要我们写作文：我的爸爸妈妈。我们都喜欢写妈妈。妈妈担任着居委会的小组长，经常给居民做好事。

随着年事渐长，父亲的形象在我们心中才高大清晰起来。虽然，他依然是个普通不过的平凡人。

父亲特别恋家，这与他从小的经历和生活有关。按说，他是个养尊处优的老末头儿子。最大的大姑妈比他大了二十余岁，一直对他关爱有加。

可恰恰是这样一位最为娇宠的小儿子，家教甚严的祖父，为了他长大后能成才，在他四岁时，就把他送往做私塾先生的舅公家寄宿。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背诵诗文和学写毛笔字。

舅公威严地立一旁监督，稍一懈怠，就要戒尺打手心板侍候。

这么小离家，一直在外读书。直至考进了宁波效学中学读高中，并和青梅竹马的母亲订了婚约。

可是，抗战爆发了。在上海开工厂的伯父要他中断学业，协助他一起把工厂搬到大后方昆明去。父亲连和祖父母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就匆匆踏上了征程。这一去，就是八年。待抗战结束才回家和亲人团聚，和母亲完婚。

这八年离乱的日子里，父亲担负着伯父工厂的经销工作，要辗转敌占区进货、送货，好几次历经九死一生。别离亲人的孤独和寂寞，时时吞噬着他年轻又富有情感的心。遥远的家，对他来说，就像是一盏明灯，时时亮在他眼前，照耀着他勇敢地一直往前走。

许多年后的今天，他平静地向我们讲述这一段艰辛的经历时，我还是从他强抑住的语言的起伏不定中，听出他对日本鬼子侵略的愤慨，和感情上的巨大波动。当年，父亲就是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之下，为了工厂的生产和业务，冒着生命危险，走南闯北。路途上，还用笔记下了日寇蹂躏我同胞，侵占我大好河山的累累罪证。有文章发表在《申报》上。——原来父亲也是个勇敢的抗日战士，他的武器是手中的笔。那些为民族存亡呼唤、呐喊，为未来民主自由而奋笔疾书的文字，声讨着日寇的罪行，鼓舞着国人的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终于过上了安宁又丰富的新生活，享受着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虽然他也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乐观开朗坚强地对待生活，珍爱和平。他回家来了，吹口琴给我们听，并要母亲弹风琴，教我们唱抗战歌曲和新歌曲，我们家里开着热闹的音乐会，吸引着邻居们都来参观。在父母的影响下，我们姐弟四个都有开朗的性格，都有演奏乐器和唱歌表演节目的特长。

乡邻们称父亲为“先生”。可他却是个热心帮助人的好好先生。每次探亲回家，他在肩上前后甩着两个旅行袋，装得鼓鼓囊囊的，有许多都是乡邻们托带的东西。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比一般农家好，父亲每次给我们带来学习用品和图书，都要我们分给一起玩的小伙伴们。每次探亲回上海了，他总会另外再给母亲留下些钱，说邻居们有困难来借钱了，不要去讨还，我们的情况比他们好，理应要帮助人家。

对我们儿女，父亲的要求却特别严格。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从小我们就穿过打着补丁的衣服，吃过难以下咽的饭菜。从小我们就学会做家务事，每个人都有明确分工。

在学习方面，尤其抓得紧。要我们都给他写信，我信中的字写得歪斜不正。他下班回家，独自忙好家务，还帮我一一找出。用另一张纸头，恭正地写好，寄给我。要我每个字写一行，写好再寄他。这样好几次，我的字才写得好起来了。

在他的严格教育之下，我们姐弟四个，特别是两个弟弟，走到外面，总受到人们的夸赞。

父亲退休后，又被厂里聘用了五年。五年后回家来，两个弟弟已走上了领导岗位，他更是对他们严格要求。连父母过生日的宴席也不能举行，恐怕影响不好。

一直来，我们的家风都很好。父亲给我们买来了许多中外名著，还有两本厚厚的辞海。他用两只旅行袋装着，不怕重，不怕麻烦，一直背到家里。

夜深了，我仍静静地回忆着父亲生前平凡的一言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