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几年前整理我的家乡后洋村的历史资料时，我就知道在我们村有一位了不起的革命烈士，他叫张仲英，又名张文治。说他了不起，是因为我得知在家乡刚解放不久，县里就送上一块由时任镇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博平亲笔书写“典型犹在”四个大字的光荣匾，敲锣打鼓送到后洋村小张家的张仲英家，悬挂在家族的祖堂里。

几十年来，我听闻过无数烈士的故事，但当读到自己故园的烈士事迹，心中仍免不了波澜起伏。第二天我就来到位于大碶莘峰村的革命烈士陵园瞻仰烈士墓，心里想着，这位让县长亲自表彰的烈士，有着怎样的英勇事迹呢？

手头上的资料比较简单，只知道1920年出生的他在18岁那年的“八一三事变”后，由表弟介绍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在上海难民收容所任文化教员，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根据上海地下党安排，带领一批进步青年奔赴敌占区苏州、常熟一带，参加新四军领导的抗日义勇军。21岁被调至苏南根据地，历任中共茅东、镇丹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带领抗日群众多次挫败日军“清剿”与“扫荡”，使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与扩大。26岁时，新四军北撤，他奉命留守坚持，任中共茅山工委委员兼茅东武工队队长，就地坚持革命斗争。国民党不断抽调部队对茅山地区实施大“清剿”，第二年2月20日，遭奸人告密，张仲英不幸被捕。在狱中他不仅自己在严刑拷打面前宁死不屈，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秘密活动，利用一切机会教育和规劝难友保持革命气节。同年秋，他在无锡被秘密杀害，时年仅27岁。

我就此访问了几位家乡的老人。后洋村的老干部张治标回忆，烈士母亲虽然原先在上海生活，但晚年是回故乡度过的，80多岁去世。当时虽然农村条件极其艰苦，但生产大队（村）每年都给予她一定的生活补助。她衣食简朴，平时穿着清清爽爽，待人和气友善。

又据相邻的林头方村老人方兆兴回忆，他家与张仲英家是亲戚，仲英儿时从上海回故乡来，就在林头方村的六桂小学读书，住在方兆兴家里。他还记得，那时，每天放学后，仲英常帮他家放牛，而到了夜里，仲英总是在烛光下读书写字。说着这些，方兆兴老人无限感慨：仲英小学毕业后去上海，此后就再没有见面了！

近期又有朋友提供资料，使我对张仲英的生平有了进一步了解。

他生于上海，父母都是工人，贫病交迫中，父亲在他三岁时就不幸去世。母亲在一家纱厂做女工，每天干活10多小时，艰难维持生活。后来仲英回故乡读书，小学毕业后又去上海，15岁就在上海公兴昌五金店当学徒，为母亲分担生活重担。那时起，他从忧国忧民到逐渐觉醒，一步步走上了革命道路，鞠躬尽瘁，直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

朋友提供的资料里更有一段令人唏嘘的佳话：张仲英生前有一位忠贞的革命伴侣，她叫左冰，江苏人。她与仲英相识于镇丹县反“清乡”斗争的艰难岁月，1945年春天在苏南地委整风学习期间，他俩由一般同志的友谊发展成爱人关系。不久两人就由组织分配到不同地区开展工作，但当时谁也想不到，这次分别，竟是永诀！

张仲英被捕后，左冰一直在等着他回来，当得知张仲英已英勇就义，她还是没有放弃对仲英的爱。解放前夕，她的胞兄左治平也被捕牺牲。连续两位亲人被敌人杀害，左冰悲痛欲绝，只以更加积极的工作和学习来告慰牺牲的亲人。在张仲英被捕杀害到她自己病逝的14年里，她无时无刻不以仲英为怀，曾拒绝了许多爱慕者的追求。

解放后，左冰曾来宁波镇海寻找仲英之母，以尽儿媳的孝心，但终因地址不详，未能如愿。1959年，正值建国10周年之际，左冰写下了洋洋万言的回忆录《深切怀念张仲英同志》，寄托对爱人的悠悠哀思。1960年左冰病逝，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骨灰安葬在上海革命烈士陵园……

左冰烈士的遗稿中回忆说，张仲英儿时常是一只大饼充当一天的饭，她又写道：“想起在风吹麦浪起的季节里，我们并肩在麦田岸埂上散步，谈到未来……”那么，他们向往的未来，现在变得什么样了呢？我不必说整个欣欣向荣的祖国，只想请烈士回到自己的家乡来看看吧。如今，原后洋村及四周诸村地面，早已是北仑城区的一部分，看到这里的日新月异、莺歌燕舞，想必烈士英灵“泪飞顿作倾盆雨”了。特别要提到的是，家乡千千万万的后人都牢牢记着——“典型犹在”，后继有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