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太福

出于对张人亚的敬仰之情，我想知道张人亚的妻子是一位怎样的人。数年来，我曾多次登上张人亚墓地瞻拜。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简陋的墓碑上镌刻着三行共十二个字。第一行：“讳守行和”，是张人亚的谱名，谱名不为外人所知，却能让族人循着谱线知道他与自己的亲缘关系。中间一行：“泉张公墓”。张人亚的原名叫张静泉，机智的父亲为防避反动派的耳目，故意隐去了静字。

第三行：“顾氏玉娥”，这是人亚妻子的姓名。须知旧时代妇女地位低下，绝大多数的墓碑上只刻配偶及继室的姓氏而不刻名字。距人亚墓向东约五十米处，就是早于人亚墓数年之前修造的人亚之父张爵谦的生圹（俗称寿坟），生圹碑文下款就是遵旧制只刻了人亚母亲的姓氏，而无名讳。但张父对人亚与儿媳之墓却破例在她灵室的那侧刻上她的姓和名，体现了张父对儿媳的尊重。父亲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

对于张人亚夫妻合葬墓的人亚那一穴，现在大家都知道在那里，曾经秘藏过党的珍贵文献长达二十余年之久而毫发无损。而对这座墓的另一半的认知却几乎为零。张人亚的妻子顾玉娥究竟是怎样的人？过去太久远了，还能向谁去探问？无奈之下，不得不再次打扰张人亚长兄的儿子——耄耋老翁张志诚。

听老张说：“我的阿婶顾玉娥是二十虚岁嫁过来的，媒人就是我的舅公，即叔父人亚的嫡亲娘舅。舅公是霞浦河东村人，姓顾，阿婶是人亚的娘舅同族人，最了解玉娥姑娘的为人。我早先听祖母说过，玉娥姑娘美貌、勤劳又孝顺，所以做娘舅的才放心把她聘给外甥作媳妇。”我们揣测，河东村是人亚父亲张爵谦的丈姆家，人亚之父对顾玉娥应该有所知情。而人亚在十六岁去上海之前的青少年时期，对河东的外婆家一定是常来常往，对于比他小几岁的玉娥姑娘是不会没有印象的。再则人亚是个孝子。所以当人亚之父告之娘舅为媒欲聘玉娥为媳之事，人亚就欣然答应了。只是他忙于革命事业，需要等待合适的时间来乡下举办婚礼。

张人亚十六岁去上海当学徒的那年是1913年。旧时代规定学徒期为三年，但银楼老板却规定学徒期为五年，如果老板看不顺眼的话还得在满师后再在银楼白干一年。且算五年满师后人亚就升为正式工的话，那么人亚满师时已经二十一岁（1919年）了。人亚之父靠种祀田（宗族的公田）和偶尔做厨师打零工的微薄收入维持一家生计，经济十分拮据。而人亚在五年徒工期间的工资只够他勉强糊口，难有积蓄，所以人亚婚事资费一时难以筹措。因此我和老张揣测，张人亚应在他转为正式工一年多以后，即二十三岁那年（1920年）才与小他四年的顾玉娥结婚的。

张人亚于1920年回乡与顾玉娥结婚时，正是他非常忙碌的时候。尽管新婚生活多有甜蜜，完婚后他还是不敢多耽搁，匆匆回沪去忙他崇高的革命事业。就在他入党当年的9月16日，在上海召开了1600余人参加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大会主席就是张人亚。

老张说：“我小时候听祖母说，阿婶嫁到张家后的第四年就得了邪病（可能是肺结核），患病一年后（即1924年）就与世长辞了，在张家只待了五个年头。祖母还说，阿婶待人和气，又特别勤快，对公婆十分孝敬，与邻里和睦相处。自从两人结婚后，人亚叔父只在某年过年的时候短暂探亲过一次。对于丈夫长期未能顾及家庭，阿婶也很理解。阿婶得病后，祖母几次问她是否该写封信告知人亚来探视，阿婶总是说：‘人亚很忙，不要烦他了。’”

“人亚很忙，不要烦他了。”从这句话中，可见顾玉娥是知道丈夫是干革命工作的，如果让他知道自己得了重病，怕他分心，怕会影响他的工作，所以还是不告知他为好。人亚与玉娥结婚数年间，相聚时间虽然短暂，但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人亚一定会向她诉说工人如何被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就像农村中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一样。他一定会向妻子宣传劳苦大众只有联合起来推翻压在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才能彻底解放自己的道理。这使顾玉娥非但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也使她隐约感到自己丈夫所干的事业是天下大事。所以她虽然不能与心爱的丈夫长相厮守，但她完全理解丈夫的初衷，所以她无怨无悔，为嫁给一个胸怀壮志的好丈夫而倍感自豪！

我们从有关资料中知道，经党组织安排，张人亚1924年正在苏联学习。所以当顾玉娥病危之际，即使家人想要通知人亚来料理后事，也是无法联系到的。因此人亚之父只能自己来料理儿媳的丧事，并按殓尸棺木须在野外暂厝三年后方可移进坟穴的旧俗，先把儿媳的棺木在长山岗西侧山脚的宗族墓地上暂厝，棺外用稻草帘包裹（俗称草革棺材），以待三年后再做坟进穴。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把屠刀指向共产党。党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那时候，张人亚珍藏着许多党的重要文献，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文献藏在上海极不安全，最好把这些文献搬到乡下老家去，但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下，一路上到处都有国民党安插的特务，带着一大包文件回乡，沿途上车下船的风险特别大。这时，他考虑到1928年1月23日是正月初一，到那时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过去了八、九个月，特务的搜查可能有所放松；再则春节期间沪甬往返旅客特别集中。因此张人亚最有可能是在这一年的春节期间，把党的重要文献带到乡下托付给家父珍藏的。当人亚带着大包文献与父亲会面时，父子俩警惕性都很高，因此睿智的父亲就把这一大包文献暂时秘藏在儿媳妇的草革棺材底下。隔了一二天，看看没什么动静，才取回大包文献在家中最隐秘处放置一段时间。当然家中也不是最安全的地方，万一人亚暴露，特务到他的老家来抄家是很有可能的。为保文献万无一失，必须想个万全之策。

不久，张父想到儿媳是1924年去世的，到1928年的清明已有四个年头了，按旧俗是应该给儿媳棺木进坟穴了；再则本地另有习俗，做坟必须在清明或冬至两节的前后。所以假清明节给儿子儿媳做坟正是时候，名正言顺。正好利用儿子一方的空穴，把珍贵文献偷偷安放在其中，坟穴上有盖板、下有底板（都是石板），盖板之上再覆以三尺黄土，就再没有比这更安全的了。这就是父亲设计的保护党的珍贵文献的万全之策！而且一旦儿子回来，还可以随时提取。我们还想到，张父把文献埋藏在坟穴之中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那个年代大家都有迷信观念：一则，儿媳单栖孤穴，有丈夫的珍物为伴，也可聊解她独居地下的寂寞；二是假如儿媳真有神灵，也可日夜守护她丈夫珍爱的物品，可使珍贵文献不腐不蚀，常年如新。于是就在这一年（1928年）的清明期间为儿子儿媳修造了夫妻合葬墓，同时悄无声息地把党的珍贵文献秘藏在人亚的坟穴之中，等待着人亚来取回。可谁知道年复一年都没有等来人亚的身影。一直等到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二年，父亲终于等不及了，他把秘藏了二十余年的党的文献从坟穴中小心翼翼地取出来，叫回在沪的第三子张静茂，令他把人亚委托珍藏的党的文献全数交还给共产党！

都说一个成功者的背后必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张人亚在1924年之前的革命生涯中，作为张人亚妻子的顾玉娥对丈夫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和默默奉献功不可没！当我们参观张人亚党章学堂学习张人亚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精神的同时，请你也记住坚定支持丈夫革命的好妻子顾玉娥；当你瞻仰张人亚烈士坟墓时，也请你为坟墓的另一半——“顾氏玉娥”敬献一束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