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仑新路东岙的岙底，有一幢五间两弄左右轩的老式平房，在十九世纪初，那是一个高朋满座、书声琴韵的地方，这里曾居住着一位清末秀才，名叫戴渭春，因1898年“废科举、办新学”，他就不考举人而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受革命思潮感召，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曾多次参加反清革命工作。

1910年8月8日，他的独生子戴廷俊出生了，因与后洋周樵岚（周大风爷爷）先生莫逆，被周樵岚收为义子，赐名“同人”。戴廷俊天资聪颖，在四五岁时，已识汉字几百，英语单词几十，背诵唐诗宋词几十，还能即兴赋诗。

1918年，他考入镇海闻名的“灵山高等小学”（今灵山学校）插班二年级。毕业后，在“省立第四中学”（今宁波中学前身）读书，后又入宁波“四明高级中学”，这是一所美国“浸礼会”办的教会学校，除国文教师外，所有教师均系外国人，所以，他的英语基础相当扎实。在四明中学读书时，适逢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与进步学生一起示威游行、罢课，又在社会上广泛宣传，抵制日货，烧毁日货。在共产党员张秋人（上海大学教授）领导下，他参与了英国领事馆前示威，愤怒地高呼口号抗议，还用石块等掷向领事馆门窗……致使校长Wilcox撕开其宗教外衣，暴露出帝国主义爪牙的狰狞面目，把参加示威的学生统统开除。

1926年，他由义兄周六吉（周大风父亲）介绍，在镇海城关第一小学担任教职（1927年胡焦琴时任校长）。周六吉当时在镇海城关负责县农民协会筹建工作（为镇海县第一位共产党员），在农协里他阅读了《唯物的人生观》《新社会观》《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在义兄周六吉的影响下，1927年初，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之后，他被迫离开镇海,凭同等学历，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受他的亲戚李琯卿先生及经济学家李权时先生的指引，攻读经济系。期间，开始学习写作，组织了一个“宁波文学会”，编辑出版《宁波文学》。同时，学习德语、俄语和日语，并试译各国名著。几年之后，就成了懂四国语言的学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全国掀起了爱国反日浪潮。戴廷俊出于爱国热忱，同几十位大学师生，乘火车去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又参加了包围上海市国民党党部的学生运动。他又被迫离校，他将要出版的译著《政府的理论及问题》（海恩斯著），被借口“工人罢工无法印刷”，取消出版合同。

离开复旦后，他到镇海县立初中（今镇海中学）担任教师，又因在课外与学生讨论敏感的社会问题，被迫离校。

之后，他去南京“中国经济委员会”图书馆担任主任管理员四年。他把有参考价值的英美俄日等书文，陆续翻译，介绍给读者。他还创作了不少作品，发表在当时的《南京朝报》等报刊上，其中《风萧萧兮》及《警察》两文，因是揭露官僚政治卑劣行径及反映广大农民疾苦的作品，最受读者欢迎。1937年底，南京沦陷，他的译文及文章，统统毁于日寇炮火。其中有一部文稿，是历经多年，以及到姚燮故居藏书楼，上海、南京几个图书馆，查阅很多资料后，才研究定稿的，书名《姚燮研究》。

南京沦陷后，戴廷俊只好返回家乡，在镇海螯舟乡“敬收学堂”（后改为高小）任教。全国掀起了抗战热潮，戴廷俊就组织校内外热血青年，以文艺演出方式，宣传抗日，也编写剧本，到各乡镇巡回演出，每场观众在千人以上。一次，他在听了李琯卿先生的专题讲座——《教育与壕沟》后，立马记录整理，由镇海县抗敌委员会印成小册子出版发行。李琯卿先生赞扬他笔记之神速，多次劝导他参加李所领导的县“国家社会主义党”，但戴廷俊婉言谢绝了。

国难当头，处此存亡危急之秋，国民经济每况愈下，亟需有见地的经济学者贡献良策。为此，他研究了不少有关国难时期国计民生的问题，并撰写大批论文，发表于当时权威的《东南日报》上，如《粮食的统制》、《如何发展省际贸易》等等。同时又担任《经济月刊》的特约撰稿员，发表了《抗战时期外汇管理问题》等，翻译了英国经济学家新著《战争的代价》（The Cost of War），对当时的“大东南”经济稳定，起到了出谋划策的先导作用。

1941年，宁波城区及镇海城区沦陷后，戴廷俊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参加了由县政府何竣领导的抗日部队。又联合当地著名的镇北“龙山自卫队”（由共产党员戚铭渠、张志飞、李长来等领导），他们曾在塔峙岙召开几次南北乡联席的秘密军事会议，决定联合行动，先向苏本善土匪“游击队”根据地柴桥镇进攻，以为民除害。但进攻失败了，何竣被捕，李长来同志也壮烈牺牲。

戴廷俊只好被迫又回到上海，先后在银行及建筑公司、化工厂里担任秘书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他即返故乡，在镇海县教育科任职，之后又去上海“唐拾义药厂”（后迁桂林，改为国营“桂林制药厂”，有职工千余），专事翻译工作，直至退休，1985年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