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11月26日，著名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何建明做客新华网，就“某国家级刊物公开卖稿”一事梳理了报告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为当代文学的处境及未来作了精彩的解读。

    嘉宾简介：

    何建明，苏州人。作家出版社社长。著名作家，全国劳动模范。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在部队工作十五年。后转业到北京某中央机关报社当记者、编辑；1992年起任文学杂志主编。1996年调中国作家协会至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主编。文学专业和哲学专业研究生。已出版著作38部，改编电影电视8部。

    代表作品有：《何建明文集》六卷本、《何建明获奖作品集》五卷本；长篇报告文学《部长与国家》、《根本利益》、《永远的红树林》、《恐惧无爱》、《中国高考报告》、《落泪是金》、《共和国告急》、《破天荒》、《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大国的亮点》《野性的黑潮》《警卫领袖风云录》《天堂祭》《科学大师的名利场》和长篇小说《东方毒蛇》、电影《西行囚车》、《信天游》、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女囚长》、学术著作《论纪实文学与写作》。

    作品被翻译到十几个国家。其中《中国高考报告》被收入日本、澳大利亚等大学教材。（进入新华网读书频道作家专栏——何建明：生活与文学组成我的生命 ）

    杂志公开卖版面很不光彩，但有隐情

    主持人：你是如何看待《报告文学》杂志公开卖版面这样一个事件？

    何建明：我最近注意到网络上都在说这件事情。首先我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觉得这个事件是很不光彩的，不光是办刊人不光彩，而且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从事报告文学创作这一行当的人也是件很不光彩的事。

    但是，这件事有客观的社会原因存在。改革开放以后，办刊物的人非常多。我曾经是《中国作家》主编，也办过这样的杂志，和《报告文学》杂志很熟。在市场经济这样的条件下，稿子与金钱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但是，作为报告文学的文种和报告文学本身来说，我觉得不应该跟金钱挂钩。

    当然，办刊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是公开的广告；有些企业包括一些干部需要作一些宣传；给刊物钱这种情况还是有的。其他文学杂志则是比较公开的，我所知道的一些杂志或者一些报刊收钱。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刊物还是文体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体不应该和金钱挂钩，而办刊确实会和经济存在关联。但是，我们要以什么为主导，这是很重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能一律规范哪种东西可以，哪种东西不可以。但是至少有一点，如果有一个企业给钱作为软性的广告，在客观现实中是存在的，如果文学作品是以金钱换版面的话，就有失于文学作品以及文体自身的纯洁性，它对公众和读者也是有欺骗性的。

    深层次地说，我对《报告文学》这个杂志是比较了解的。改革开放以后，报告文学迅猛地发展起来了，很多读者都很喜欢，从《哥德巴赫猜想》一直到现在30多年，报告文学已成为一种读者喜欢的文体。但是以前没有正经的刊物，原来《报告文学》杂志是茅盾当主编，我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在《报告文学》上发表的，后来这个杂志停了一段时间。最后湖北拿了这个刊号，客观地说他们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实力。虽然我还是这个杂志的编委，但是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原来有位作家也是他们的编委，但是后来他还是撤出来了，为什么撤出来呢？第一是没有钱来办，第二确实是没有作者。所以我认为一个文学出版社不给他一定资金的支持是办不下去的；第三作为省级的文学刊物，它无法覆盖中国报告文学的使命和责任，客观地讲，他们公开卖版面是有客观原因的。

报告文学是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告

    主持人：新闻出版总署官员说：因为报告文学是纪实性作品，里面的事件都是真人真事，是一种新闻，而卖版面的事情就相当于有偿新闻。你如何看待新闻与报告文学之间的联系？

    何建明：我对报告文学的定义是这样的——报告文学是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告。这个定义在辞典上找不到，是我从事几十年报告文学生涯总结出来的，我认为这是对它比较准确的定位。原来新华辞典上说是散文特写的总称，我认为不确切。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认为他是报告，不但信息量很大，而且有报告的对象，如果新华社社长或者一个企业的老板讲话没有人听，那他的这个报告就不成为报告，我们写的报告文学首先具有报告性。光有报告也不行，还必须具有新闻性；光有新闻报告还不行，必须还有文学性。所以我的定义是有新闻性的报告，还必须是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告。这是从专业角度来说的。

    新闻和报告文学之间的关系，从文体本身讲，关于真人真事这部分是必须按照新闻规律执行的。我是搞报告文学的，何人、何事、何地等新闻报告的五大要素是报告文学当中必须有的，但是它和新闻不一样的地方是，文学作品强调细节，它和新闻的真实性有本质上的区别，它是文学的真实，不是新闻的真实，但是文学真实里面必须包含着新闻的真实，同时它还有一个文学本身对社会理解的真实。所以它们的差异和相连点就在这里。

    主持人：有网友问你是如何看待报告文学现状？现在的报告文学缺乏直面现实、直面社会矛盾的勇气和实践力量，深刻关注社会矛盾的作品为什么难以涌现？

    何建明：我觉得这位网友说得有一定道理，之所以有一定道理，是这几年读者期待有更多的报告文学作品能够让人们记住。但是，他说得不全面，因为他仅仅看到了他认为影响比较深的报告文学作品，而没看到其他好作品。我这么评价报告文学作品：这十几年，我认为我们发表了一批比较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但是它确实没有满足广大读者期待的那种希望——像七、八十年代的每一部作品都很响亮。

    这里面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文学作家批判的力度不够了，对社会歌颂性的东西更多了；二，今天的媒体包括文学当中，还有一种纪事作品对我们的影响很深，很多好作品埋没在这么大的信息量里面，今天的作品未必能替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一部《班主任》或者《哥德巴赫猜想》，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时代变了，在我刚刚起步写报告文学的时候，我看到一本《人民文学》就觉得了不起了，现在有多少啊？像我的《根本利益》，当时发行了40多万册书，报纸有一百多家，这么大的量还有相当多的人不知道。而当年《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上共发了120 万份，但是就这120 万份的杂志又传播到各个媒体当中，量就更大了。而当时我们唯一能看到的杂志就是《人民文学》，现在可以看到100本甚至200 本类似《人民文学》这样的杂志。时代虽然不同了，但事实也证明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创作出一部或者几部作品能覆盖到社会上所有的读者，这是我们今天整个文学中存在的问题。

  躺在写作台上离世才是我最完满的人生

    主持人：文化记者倪方六提问——对于当代文学，我觉得很浮躁，我发现一种现象，能写的不写了，去炒股、弄剧本，去当官；不能写的在支撑一种文学繁荣，起点中文网的不少作者，就是这部分的代表——当然这些无知者无畏式的写手们是值得尊重的。他们制造出的工业化文字正在影响大批的网络读者，而工业化的文学作品，除了噱头，创作的技巧，文字的美感和文学作品本身应该带有的阳光的元素少了。我想问，怎么理解和看待这种“能写不写”和“不能写在写”现象？

    何建明：这个记者提的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写作者本来很有名气，或者在读者中影响很好，但是他们现在不去写了。但是我要告诉这位网友：还有相当一部分继续在写。一个把文学、生活、自己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作家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写作。比如我就从来没有动摇过我的写作，即便我当了主编，也可以去作生意，但是这些都不是我愿意干的，我还是要继续我的写作，那些对文学带着崇拜的人是不会动摇的。

    今年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今年也说过“我还想写30年，当我过世的那一天，如果我躺在了写作台上的时候，我认为这才是我最完满的人生”，我觉得还会有很多这样的人，正是他们支撑着我们的报告文学，也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好的文学。我认为有一批作家不写了去炒股也很正常：一是他们对文学的信念动摇了；二是他们的功利性比较强，所谓功利性比较强就是写作得不到炒股那么多的利益；三是他们可能写不出那么好的作品，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退出文坛也是很正常的。

    还有刚才也谈到本来不是写作的人在写文学作品，正如刚才所说的现在是人人都是“报告者”的时代，可见今天是人人都可以写作的时代，为什么呢？网络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原来我当《中国作家》主编很牛的，因为谁投稿都得投到我这里来，现在不行了，他不买我的账也可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的优秀写作者也是和我们当年一样，当年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当作家，我投了以后人家给我登了，我才慢慢地成为了一个作家，所以我觉得像现在这种情况首先要考虑到它的积极意义。

    现在包括网络和书商在内，所谓的70后、80后、90后也不是真名，几个人凑在一起出书的这种功利化的写作我认为是很有害的，对我们民族很不利。

文学没有衰败，拿体制说事真是可悲

    主持人：很多人在谈论文学边缘化甚至文学死亡的话题时，以为文学似乎与当代社会进程无关，那你认为文学与当下有何中意义呢？

    何建明：我我认为文学在社会历史大潮中稍微靠边一点才是问题的真正定义，不要把文学放在政治和经济前面，那就乱套了，一部文学作品价值把人的神经搞糊涂了，这就不对了。文学本身就是使读者在情操上有一种熏陶和消遣，也可能影响他的人生。稍微边缘化一点和边缘化的自然状态我认为是它完全正确的定位，在西方也是如此，哪天听说文学成了社会的主流也是不可能的。

    另一种说法说文学快死亡了可能就认为文学边缘了就是死亡了，这也是不对的，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他，我们每年出版社出这么多书，销量也是很好，而且我们网络文学在消费者当中影响也很大，怎么会死亡呢？我看到的就是繁荣，而且比以前还繁荣。

    主持人：大家普遍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衰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面对这个令人失望的事实，作家们责怪“体制”，而他们所批判的“体制”泛指当下这样一个整体上不利于严肃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你如何看待现在作家行业的“体制”？中国文学创作环境到底如何？

    何建明：这个问题说的人很多，如果是专业作家的话我不明白他们还有什么对体制不满意的。我觉得他们享受着的是无限的体制上的优越，他们一天到晚还在说体制上对他们的不公平，我觉得真的很可悲。他们拿着体制下一切可以给他们的东西，像我这样的业余作家我从来没有享受到体制可以给我带来的优越的待遇，如果他还在说体制的问题他真的很可悲。

    如果是业余作家他碰到体制的问题那可能就是发表的问题，如果还有一点问题认为我想表达的东西这个不让我出，那个限制着，那你是否就要检讨一下你的作品是否和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他要思考的。

   今天在我们这么好的体制下这么多作家享受着体制的阳光的时候他说体制不好我就真的不可理解了，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些人的这些问题了。

    主持人：那你觉得现在中国文学的创作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何建明：我认为在我感受到的体制当中真的很好。我在国家出版社，作家来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些编辑来审查，没有任何政府机构说你这个可以出、这个不可以出。你除非犯了纪律了，有关政府来查你这是非常正常的。